红星闪闪传万代——饥寒交迫的岁月

  小编说：近期小编要为大家带来一本好书，这就是著名作家贾宏图老先生写的一部关于铁道兵和三代北大荒人开发建设八五〇农场英雄事迹的纪实文学《红星闪闪传万代》。

  那是个激情燃烧、天天创造奇迹的年代，又是一个头脑发热、企图一步登天、人人进入天堂的年代。大自然好像有意教育甚至惩罚狂热的中国人。于是巨大的灾难临头了，几乎让我们猝不及防。那是年轻的共和国的艰难岁月，在那个岁月，我们饥寒交迫，还死了许多人。这是我们不愿多说的民族的“隐私”。可贵的是，在八五○农场史上，真实地记录了这一切。

  1959年，虎林地区遭到建国十年来的特大涝灾，年降水量达到803毫米，7—10四个月，集中降雨489.7毫米，给麦收秋收造成极大困难。麦收中连下13天雨，降雨159毫米，正值小麦扬花，导致非常严重赤霉病，全场有5万亩小麦被淹。

  1960年，农场又遭受了本地区三十年来遇到的特大涝灾，5—10月的104天内，阴天95天，雨天77天，降雨量624毫米。由于1959年秋冬雨雪大，雨封冻，1960年从种到收又是阴雨连绵，土壤中的水分饱和地面积水。加上农田基本建设不配套，排水抗灾能力有限，使生产遭到严重损失。1960年播种总面积33.1万亩，仅为年初耕地面积的60％，绝产面积达14.4万亩，占播种面积的40％，粮豆总产5千多吨，亩产40斤，吃返销粮6.9吨。1961年，口粮仍困难。压缩了小麦、水稻播种面积，比1960年分别减少了 50％和85％。1961年播种总面积38.7万亩。继前两年涝灾之后，1961年春旱，1—5月份总降水量才51.8毫米，播水稻时无水。到7、8月份降雨又过于集中达344.7毫米。1961年，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最后一个灾年，粮豆总产5.65万吨，平均亩产只有49斤，仅比1960年高9斤。又吃返销粮801吨。1962年粮豆总产3千多吨(不包括五分场)，是建场八年中最低总产量，吃返销粮485吨。

  这当然是严重天灾，但场史中并没有回避雪上加霜的“人祸”。1958年初，总场党委提出了生产跃进指标，在跃进誓师大会上提出“干劲冲破天，定叫指标上云端”的口号。1959年的生产指标翻上加翻，开荒指标5.1万垧，是头三年开荒总和的三倍半，是1958年开荒面积的两倍。而开荒投资则要求由原计划24元／亩，降到18元／亩。总产量指标跃进到3.6万吨，是1958年实际产量的三倍，比头三年产量总和还多1.6万吨。畜牧上仅猪一项就要求突破两万头，是1957年存栏数的8倍半。

  从1958年至1960年制定的农业跃进指标，大部分未能完成。由于高指标，急于求成，在生产上“瞎指挥”，领导不掌握本地区的种植特点，种植作物种类过多，当时除粮豆外，品种多达25种，有的作物不经试验就主观决定大面积种植，结果是有种无收。有时单纯为了抢种，就不顾农业的季节性和连续性，1960年5月中旬播小麦，6月下旬播水稻，7月14日大田播种才结束。既浪费了大量种子，也浪费了节省下来的口粮。强种的结果，导致非常严重的减产和绝产。总场机关在联义播种了几十亩水稻，品种晚熟又误了农时，秋收时，只收了一堆稻草。连续两年特大涝灾正是持续时期，在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共产风影响下，采取了许多不求实际，不讲科学的做法，加重了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困难。

  教训是惨痛的。解放了的人民焕发出极大的生产热情，解甲归田的军人们，更想为国家做出更大更多的贡献，然而违背自然规律的高指标，受到了大自然的惩罚。想让一个积贫积弱的落后大国，迅速赶上世界一流的强国；想让刚刚开垦的北大荒，一下子就成为国家大粮仓，把狂热的梦想变成现实的目标，造成了资源和劳动力的极大浪费。而领导者的好大喜功，让基层干部投其所好，报喜不报忧，更掩盖的真实的情况，更加剧了困难。脱离实际，违背科学，使年轻的共和国遭受了巨大的挫折，身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的北大荒也不能幸免。

  经历过血与火洗礼的人，要带领自己的人民战胜严重的自然灾害。在战场上从不认输的军人们开始以更坚定的意志和无比的团结渡过眼前的难关。

  据场史，1962年，王震部长来场视察时，做了重要讲话，讲明全国性灾荒的严重形势和国家当前的困难；讲了在具体政策上犯的错误，导致非常严重的损失和浪费，讲了同志深入各地做出详细的调查研究，发现很多错误，并做出了纠正。部长鼓励大家“要有志气，咬紧牙关，发奋图强，把农场办好，多打粮食”。要求大家“要有民族自尊心，齐心协力，一定能把我国建设得富强起来，成为有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的社会主义强国。”

  八五〇农场党委号召节粮度荒、开展护粮、保粮运动。有三个月职工家属的口粮定量降到每月18斤，有的分场降到每人每天五两粮，总场大食堂一度降到每人每天四两粮，用代食品补充。浮肿病普遍发生。有的生产队40％以上职工患浮肿病不能上班。余友清场长，坚持和群众一起在大灶食堂就餐，一块喝豆饼汤，吃代食品和双蒸法的窝头。9月到12月，全场制代食品316吨，并抢季节收集了大量的豆叶、榆树叶、南瓜藤，晒了大量的山野菜，并大量捕鱼、采榛子、橡子。农场拨出一部分大豆，补助各单位患浮肿的同志，每人每天给二两黄豆磨豆浆，以增加营养。

  在对三年自然灾害的痛苦回忆中，我们更能听到当时的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的故事。那个时代干部的廉洁自律，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处处为群众着想，时时为群众分忧蔚然成风。这也是当时中国在特别不利的国际环境迅速走出经济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开发北大荒的军人们早就有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传统，所以他们战胜灾难、克服困难的办法更多，故事更感人。

  在八五〇农场我还听到了有趣的“大灾之年的救命鱼”的故事，那是曾担任过场工会主席的老战士廖春先的回忆——

  1959年秋涝，1960年自开春起，就一场接一场没完没了的下雨。二分场地势低洼沼泡纵横，开出的地大部分泡在水里，就是播上种的，也差不多都淹死了，垡片地上人工点播的大豆，也因无法锄草，多数被草欺死。北大荒一年一季庄稼，春天种不上到秋就没收成，灾年已成定局了。总场从夏天起就提出“瓜菜代”，就是用瓜菜代替粮食。开始是用面瓜、土豆往粮食里掺，随后是白菜、萝卜往里掺，后来是掺烂菜叶子和瓜秧子，这么多东西都吃光了就做代食品，玉米杆粉碎后加碱水沤烂，再从里捞出粘乎乎的东西叫“淀粉”，刷锅水洗碗水发酵生成黑乎乎的东西叫“人造肉”。吃这么多东西没什么营养，所以快入冬的时候，你看吧，大伙个个脸色发黄，面目憔悴，人们的眼珠子大了，脖子细了，浑身没有力气，不少人全身浮肿，那些日子里，大伙心里都压着一个彼此心照不宣的问题，这长达半年的冬天怎么过？有多少战友将熬不过这个缺粮又寒冷的冬天！

  那时我已调到分场部工作，二分场以低洼水多著称，除了七虎林河还有大大小小的众多的水泡子，只有在鱼的身上打主意了，可是大鱼都回乌苏里江了，河里、泡子里还有什么鱼？还能有多少？又够吃多少日子？谁也说不清。封冻后，分场领导提出抗灾自救要因地制宜，靠水就要吃水，动员大家下河打鱼，到水泡子里挖泥鳅，抓蛤蟆，只要能吃的都抓。分场部和一队挨在一起，近处没有大的水泡子，所以都把目标定在20里外的七虎林河了。

  七虎林河是沼泽河流，九转回肠河湾特别多，受水的冲刷，河湾外侧都比较深，封冻后河水断流，但多数河湾冰下都有水，不回江的鱼就在这些河湾里过冬，当地人叫它鱼窝子。听老乡说大窝子水大鱼也多，但必须打冬网，除专业打渔队一般人打不了，所以我们只可以找小窝子打。在小窝子里打鱼一般四五个人一组，工具也简单，一把冰穿子，一把抄捞网，一把铁锹，两根赶鱼的耙子，再带上盛鱼的麻袋和一个炖鱼的小锅就齐了。打鱼时先在冰上打一溜冰眼，中间的眼大一些，先用耙子从两头的冰眼往中间赶鱼，然后在中间的冰眼里不停地用抄捞网舀鱼，一直到舀完为止。一般一天打一个窝子，打多打少都是它了。

  冬天打鱼是很辛苦的，特别是开始的那些日子，长期吃那没有营养的代食品，人们的身体非常虚弱，打鱼又是费体力的活，每天天不亮就走，天黑才回来，单是走路来回就40来里，其辛苦程度就可想而知了。至今，第一天去七虎林河打鱼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因为是自愿结合，头天在办公的地方里分场贾书记、李副场长、卢技术员和我就约好一起打鱼，第二天天不亮就出发，可这阵子有很多人已经上路了。冬天黎明前的黑夜是一天中最冷的时候，风象沾了凉水的鞭子抽在脸上，脚下没有路，埋在雪下的塔头墩子老是绊脚，一脚高一脚低。走出不到五里地，背上已经冒虚汗了，狗皮帽子上挂滿了白霜，眉毛胡子上结了冰溜子，体力真有些顶不住了。

  说也怪，方才还感觉心里发慌全身没劲，可操起家伙身上劲头又来了，大概因为这是我们能否熬过这个冬天最大希望了吧。贾书记身体不太好，大伙让他碎冰，我们三人轮着打冰穿子，冰的厚度只有六十来公分，第一个冰眼快打透了，李副场长抢过冰穿“我来凿透它”。我们眼吧吧的看着这个冰窟窿，“嗵”“嗵”几声，冰打透了河水从冰窟窿里涌了上来，还冒出一条半斤多重的鲫鱼，“有戏，有戏”！我们的精神头都上来了，很快五个冰眼打好了，我和卢技术员用耙子赶鱼，李副场长用抄捞网捞，一网三五条清一色鲫瓜子。李副场长对贾书记说：“老贾，我们三个人就行了，你拣几条大的炖上，好添力气。”

  此时，河上不断传来很久没有听见过的吆喝声和笑声，看来大伙的收获都不错。鱼炖好也到中午了，这顿饭是那年来最美的一顿饭。饭后二位领导一个东一个西到河上转转，时间不长他们回来了，对我俩说：“不错不错，都没少打，这个冬天有救了”。第一天我们每人分了三十来斤鱼，我和卢技术员都没成家，要给几位领导多分一点，但他们执意不肯。

  机关支部张书记组织大伙往大车上装鱼，他边装边喊：“各人的麻袋都做上计号，到家别乱了啊”。大车前面走，人们有说有笑跟在后面，这情绪、这气氛跟早上来时可大不一样了。回到场部天已黑尽，村口站着手提马灯期待的老人妇女和孩子，从他们帽子上头巾上滿挂的白霜，能够准确的看出他们早就在那里等候了。大车一到，问候声、笑声、找麻袋的吆喝声、背鱼声此起彼伏，比过年还热闹。人们逐渐散去，时间不长，居民区便飘散着浓浓的炖鱼的鲜香，集体宿舍单身汉的炉子上都是洗脸盆炖的鱼，我和卢技术员也用洗脸盆炖了滿滿一盆。此时，小喇叭响了，是贾书记在讲话：“三队在泡子里打出三十多麻袋泥鳅，五队、一队和场部的同志们都下了七虎林河，战果不错……同志们我们抗灾都要走出去，继续努力，向江河湖泡进军”！

  近半年的艰苦努力，终于从难熬的冬天里走过来了，打了一冬鱼，吃了一冬鱼，人们的脸色红润了，体力得到了恢复。按王震部长的指示，冬天队每人每天供应一碗泥鳅，他们的浮肿现象也得到了控制。开春后，各家把没有吃完的鱼都用绳子穿起来晒成鱼干，留着春菜还没有下来的时候吃。我们这些光棍汉没那个耐性，把鱼简单洗了洗，用咸盐腌了腌，然后往草房顶上一扔，就算晒上了。

  五十年过去了，我对这些小生灵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是它们在创业最艰苦的时期为我们渡过难关出过力，也是它们曾在大灾之年救过我们的命，从此以后七虎林河里再见不到那么多鱼了。

  这其中有个情节，让我特别感动，他们打了鱼，还按王震部长的指示，给队每人每天供应一碗泥鳅，让他们也度过了这艰难的日子。其实，在那个年月里，北大荒也和全国一样更大的人祸，就是反右斗争。场史上也有记载——

  1957年，全国开始了整风反右斗争，农场也在5月份开始这一斗争，历时一年半左右，到1958年10月结束。共抓出分子61名。另有中央各部门下放我场劳动改造的分子925名，这一运动所涉及的问题直到1979年才解决，前后经过约二十二年之久。

  反右斗争是从整风开始的。1957年5月17日，王震部长和张林池副部长来场视察，并在西岗召开全场干部会议。王震部长在会上做了《整风运动报告》，报告中要求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狠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还要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通过整风密切党群关系，齐心协力，办好国营农场”。整风开始反对农场当时存在的宗派主义倾向，鸣放出300多条意见，这对增强团结和改进生产工作确实起了推动作用。1958年3月，整风运动急转直下，开始了反右斗争。总场及各单位整风领导小组将大鸣大放提出的意见，整风会议记录、大字报内容等整理汇编成材料，经农垦局整风办公室批准，头两批共抓出41人。4月30日，总场整风办公室正式下达《对分子及中右处理工作的指示》，对二十名做处理，凡系党员，团员、工会员者，在处理同时宣布开除。并分别给予撤职、降级、降职、开除等行政处分。被开除干部队伍的分子每月只给二十八元生活费。各分场成立了队，集中分子做监督劳动，改造思想。

  1958年4月以后，中央国家机关27个单位共送来925名分子，在八五〇农场劳动改造。1958年6月，王震同志视察云山水库时，专程去云山畜牧场队，去看望那里的中央各部门下放人员。王震同志在对全体人员讲话时，称“同志们”并和大家握手，在一起吃了苞米馇子饭。当时很多人激动得热泪盈眶。视察后王震同志对余友清场长指示：“改善队生活条件，学习条件”。“要作适当安排，要发挥他们的专长，要相信他们跟党走”。余场长当即照办。在一段时间内用拖拉机带动发电，解决个别分场队晚间学习的照明。以后陆续安排一部分有专长的在总场、分场参加生产、建设、电影放映、文艺、美术等工作。有的担任了中小学教师和生产队的业余文化教员。1959年至1960年严重灾荒年代，队经历了严峻考验，全场有多名分子在劳动和饥寒中因病死亡。

  北大荒的文学前辈郑加真先生在他的长篇纪实《北大荒流人图》对当年流放到八五○农场的的苦难生活有过详细的记录，读来让人不禁伤心落泪。他认识的一位叫杨崇道的老人，原来是军委总军械部的中尉助理员，也在队劳动改造，被摘掉帽子后，在队里当上文书。他目睹了许多难友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惨状。据他提供的一份“死亡名单”，在那个特殊的日子里八五○农场云山畜牧队有34个被饥饿、浮肿和过度劳动击倒！真是触目惊心啊！

  郑先生在他那部书的最后说：“由于没有摆脱1957年“反”斗争的怪圈，才引发了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的怪圈。继而又引发了1966年“无产阶级”的灾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我们大家带来新世纪的春天。

  这就是我尊重八五〇的场史，又写下以上这段让人心酸又让人思考的文字的原因。我想让我们的后人知道，我们中国、我们北大荒走到今天是多么不容易！我们曾犯过极左路线错误，因为我们的错误，造成无辜善良的人的死亡！尽管这个错误是和党中央一起犯的，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原谅自己。

  让我们记住恩格斯说过的话：“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